“各有司存，所以防奸”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在于通过责任机制的建构来倒逼权力的有序运行，目的是建立一个权责明晰、统一且权力相互制约的审判权运行机制，以期在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实际上，在一千多年前的两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当时比较完善的司法责任制度，其中有些制度仍有借鉴意义。

  责任主体：

  审、判分离 权责明晰

  现代意义上的审判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即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而宋代司法制度中，审和判是分开的，按照“鞫谳分司”的制度要求，由“鞫司”负责审讯案情，查明事实，称为“勘鞫”。由“谳司”（又称“法司”）负责“检断议刑”，找出可适用之法律条文，称为“检法”，最后才由长官定判。而在“勘鞫”和“检法”之间，又有“录问”程序。凡徒刑以上刑案，在初审结束之后，须由原审讯官之外且依法不必回避的录问官核查案状和供词，若所供属实，方可移交检法议刑。在判决阶段，则先由长官根据法司检出的法律条文，作出最终的定罪量刑意见（称为“援法定罪”），再由幕职官协助长官作出初步处理意见（称为“拟判”），并交由上级官员集体审核并签署画押之后方可正式判决。

  由此可见，宋代刑事审判大致可分为七道程序：受理、审讯、录问、检法、拟判、聚录签押与判决，整个案子才算终结，宋人称之为“结绝”。其制度优势在于通过分解并合理分配审判权，将每一道程序交由相互独立的不同官员掌管，使每一个官员均对应有详细的“权力清单”，若出现错案需要追责时，则可精确定位，既各负其责又罚当其责，避免了单一长官负责制下责任过于集中，造成下属责任感缺失、敷衍了事，或因责任推诿导致追责无法落实的弊端。

  监督、纠错机制：

  层层把关 赏罚明确

  在“鞫谳分司”制度下，宋代审判活动成为了一种集体活动，长官个人的作用已最大可能地被限制了，因此很难随心所欲。以此为基础，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错案内部纠错机制和严密的问责、激励机制，使每一个环节上的司法官都尽可能地对案件进行从新审视，力图发现前一环节的错误。

  例如在“录问”阶段，录问官有对“勘鞫”环节进行驳正的责任，若其怠于行使职权，按照《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三《推驳》规定，“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即须承担一定的惩罚。相反，若能及时驳正者，根据《宋史》卷二○一《刑法志三》记载：“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驳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即给予一定奖赏。而在“检法”阶段，法司在检断时也同样有驳正的责任，若其发现卷宗有疑点，须提出驳正，并会得到奖励，否则，将受到责罚。若其玩忽职守或与鞫司同流合污，将会承担共同责任。

  这种通过节点把控、层层监督的内部纠错机制，以及利用正向激励和反向问责相结合的责任落实方式，将司法权“分”与“合”的关系用到了极致，成为宋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一大特色，并在其他各审判环节中均有体现。该制度不仅发挥着错案预防作用，也使“分段治理”的审判权运行模式更加顺畅，有效防止了因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专断独行和权力滥用，用南宋法官周琳的话，就是“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

  责任认定：

  分类细化 罚当其责

  宋代对司法官的追责，实际上是比较严厉的。例如在责任期限上，有些责任（如“失入死罪”）丧失，官员一旦被追责，将终身受限，类似于记入档案，成为仕途升迁的一个污点，或者取消其恩荫特权，并不许再任司法官。这种颇具特色的责任制度，对于减少冤假错案，维护法纪严肃，巩固政权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又倒逼司法官依法办案，保证了宋代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不过，在严格的司法责任制度之下，宋代也相应地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责任认定体系。其一，将每一种行为和对应的责任进行分类和细化，形成了违法受诉、违法检验、违法刑讯、不据状勘鞫（即追究诉状所告范围之外的罪行）、断狱稽违（即审限超期）、判决不引律令、判决错误出入人罪、应奏不奏和不应奏而奏等不同的责任类型。

  其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归责机制。以“出入人罪”为例，主观上要区分故意还是过失，行为上要看是接受贿赂、请托还是公报私仇、畏避上司等，结果上要看有无实际执行、有无错误后果出现、从轻还是从重等。上述各要件及其不同情况的组合所对应的责任承担方式都是不同的。这种要件式的归责方式，类似于现在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能有效避免伤及无辜或罪责不当，从而损害司法官积极性的问题。

  同时，“议状”免责制也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例如在集体审核与判决阶段，按照“同职公坐”的四等官责任制度，一旦狱案发生错误，所有签押官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即“连坐”或连带责任。但若有官员对“拟判”有异议，并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意见（史称“议状”），就可免于处罚。如《宋会要》刑法四之七三中所载宋仁宗时“知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一案，所有涉案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判官尹奉天、司理参军刘涣并坐随顺，奉天追两任官”，但因“涣曾有议状，免追官”。

  由此可见，宋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特色并不是严厉，而是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代统治者对司法权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从统治效果来看，通过对司法官行为的制度化约束，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责任意识，减少了错案率。而从司法官个人来看，程序看似繁复，但发挥着隔离司法官职业风险的作用。错案的发生在所难免，但如果每个环节的司法官都恪尽职守，依法办案，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精细化的责任归责体系下，被错案牵连的可能性也将会降到最低。否则，重罚之下，谁人敢从事司法官职业，又何以撑起庞大的司法体系。

  尽管宋代司法审、判分离制度与当今审判权运行有一定区别，但是，其审判权分配机制、严密的归责机制以及通过层层把关实现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对当今司法责任制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例如基于员额制改革下的审判团队建设，法官助理应充分行使好职权，突破单纯的辅助角色，定位好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职责关系，两者相互制约和监督，提高法官助理的积极性，提升案件质效，从而有效避免诉讼各环节的错误。更重要的是，通过权力清单明确各自权责，避免所有责任由一人承担，或因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导致归责落空等情形。

  另外，在责任类型上，应从过去的行政化追责方式逐渐向精细化、司法化改进，尽可能以司法化的标准和方式来系统性地解决责任的制度配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竞争性因素和激励性机制，来调整以往司法责任管理过度依赖惩罚性资源的模式，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责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