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之“军礼”

  周朝末年，周王室的影响力和地位大打折扣，直辖领地锐减，各诸侯国由于实力大增，开始不听天子号令，甚至公开与天子兵戎相见，发动兼并战争，此时的周天子也逐渐担负不起天下共主的责任了。如果按照西周礼制，应“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不断发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尤其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周平王东迁以来，周朝的礼已经管不住各地诸侯了，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纲纪紊乱，违礼、僭礼之事层出不穷，周礼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西周的宗法制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周礼之所以会“崩”“坏”，孔子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周礼仅关注到了“礼”作为道德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仁”作为道德的内在根据。如何挽救这个价值失范的时代？孔子开出了药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至此，继周公之后，孔子在“礼”的观念上的最大突破，就是为礼找到了一个价值依据，这个依据不是鬼神，更不是天命，而是“仁”。在孔子看来，“礼”和“仁”是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以仁释礼、用仁充实礼才是道德生活的内核。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没有仁德的人，还谈什么“礼”和“乐”呢？儒家之礼通过以仁释礼，重新挖掘礼的深层内涵，把强制性的硬性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将内心的道德和外在的强制力融为一体，从现代的视角来看，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伦理原则，更是一种精神境界。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并未彻底崩坏，仍有少数对礼制无比热爱的“铁粉”在大环境中苦苦硬撑，甚至在战争中，都有人要严格遵守刻板的“军礼”。所谓的“军礼”指古代战争中的一套礼仪。与现代战争不同，古时候打仗就跟“约会”差不多，两国军队要约好时间地点，双方必须准时抵达地点，谁都不能迟到或者放人鸽子，否则是要遭受道德谴责的。等两军完全规规矩矩排兵布阵后，开始互通姓名，然后老老实实一对一进行对战，“兵对兵，将对将”，击鼓进军，鸣金收兵。而且打仗的时候，双方要光明正大，不能搞偷袭，不能耍计谋。具体说来，那时的“军礼”要遵守四条规则。

  第一，要师出有名。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要打仗，就得找个理由。有些国家为了找个打仗的理由，一憋就是好几年，逮到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出兵理由才发动战争。例如，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为了压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的楚国，就想率领诸侯联军围攻楚国，但是找个什么理由出兵呢？齐桓公想破了脑袋才终于想到一个牵强的借口：楚国好多年都没向周朝王室进贡苞茅（一种茅草）了，所以齐国要好好教育一下楚国。第二，战场上，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人。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对你已经构不成威胁了，你就不能把人往死里打。第三，战场上，不能抓捕头发花白的老年兵，要尊老。这条规定也能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找到缩影，例如，75岁以上老人犯罪，一般在量刑上会有特别规定。第四，一方军队的阵列没有排好，对方就不能展开进攻，一定要等两方军队完全排好阵列后，才能开战。

  正是在“军礼”制度的约束下，中国的军事战争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里，都呈现出“礼义之兵”的优良传统。光明正大、公平决战是其核心精髓，双方比拼的是勇气和实力，任何形式的欺诈偷袭、乘人之危等都是“军礼”所不允许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一点上来说，春秋时期的“泓水之战”可谓遵循“礼义之兵”的典型。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企图称霸中原，率领诸侯联军在泓水一带与楚军厮杀决战。当楚军还在渡河的时候，宋军就已经在泓水北岸提前列好阵势备战。这时候，宋襄公手下一将领再三建议：趁楚军还在渡河，队伍松散无序之际实施进攻，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可宋襄公偏不，打仗怎么能犯规作弊呢？对方都没有准备好怎么能开战呢？乘人之危不是违反了“军礼”吗？宋襄公坚决不采纳突袭的建议，坚持要等楚军完全渡过泓水列好阵势后再开战。左等右等，等到楚军完全渡过泓水，排兵布阵后，宋襄公才下令进攻。接下来的战局发展便可想而知了，绝对实力处于劣势的宋军哪里是楚军的敌手，本是占得先机的宋军大败于楚军，死伤惨重。宋襄公黯然神伤，重伤之下不得不退走，将中原霸权拱手相让。这场战事直接把宋国打成了一个二流国家。

  从现代作战视角来看，宋襄公刻板地遵守战争礼仪的行为真是极度迂腐可笑，但在当时，深受礼文化熏陶的宋襄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打仗当然要讲“仁义”、守“军礼”，决不能乘人之危、击人之短。然而，周礼的“铁粉”还是太少，力量也太过薄弱，终归抵挡不住“礼崩乐坏”如洪水猛兽般的强大攻势。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