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之明末“黄山大狱”案

  明天启六年（1626年），一起由明熹宗皇帝御批下旨、锦衣卫千户王蒞民亲自押解钦犯赴京的歙县徽商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震惊朝野，不仅吴养春父子三人经受不住镇抚司严刑拷打，未及理刑官从《大明律》中找到可供比照的律例为其量刑就命归黄泉，而且吴养春妻、女、老母闻讯相继自杀身亡。为怕引发众怒，魏忠贤党羽将吴养春诬陷成“东林府库”为东林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幕后人物，把“黄山大狱”案构陷为事关东林党禁的政治大案。魏忠贤党羽、工部营缮司主事吕下问还赶赴徽州，对吴养春黄山山场及木植派赃强卖，闹得当地怨声载道。终于，“追赃”引发“徽州民变”。

  这起宦官染指，造成西溪南徽商吴养春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徽州民变”的“黄山大狱”案，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描述。不过，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小说描述又颇多虚构，致使后人对它的详情不甚了然。

  从当地文献史料记载看，仅有岩镇人佘华瑞编纂的《岩镇志草》收录的三篇重要文献《尸祝三大夫纪事》、南直隶监察御史杨春茂的《白役激变一案按院奏疏》和倪元珙的《黄山大案奏疏》作了详尽介绍，民国的《丰南志》等民间谱牒也作了记载，但令人不解的是，官府编撰的《徽州府志》和《歙县志》等均未作记载。誉为“文献之邦”的徽州何以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而这起徽州吴氏家族内部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又怎会演变成宫廷党阀之争的政治大案呢？民国著名学者程演生撰写的《天启黄山大狱记》一书指出，宗族间的恩怨是激发此案嬗变的成因。

  祸起萧墙

  歙县商贾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祖辈从事盐业、木材、典当业，因经营有方，遂成巨富。吴养春靠祖上经营盐业和木业起家，“养春祖守礼以盐起家，至养春父派分五支。养春有黄山地二千四百亩”。嘉靖、万历年间，倭寇犯境，吴养春祖、父及吴养春本人先后资助“边饷”计白银五十余万两。民国乡贤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写道：“吴养春上疏愿输白银，万历帝笑纳，特赐守礼为‘徽仕郎光禄署正’、时佐为‘文化殿中书舍人’，吴养春、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兄弟也同时被受殊荣。”可见，吴家两次捐纳的“耀富贪贵”引发衙门官吏关注，“致祸之由，此亦或一端也”。

  造成“黄山大狱”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两场胞亲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明神宗时，吴养春就因山场权属问题与其弟吴养泽不和，并为此构讼。祖产析产时，吴养春分得了2400亩黄山山场地和淮扬、天津、仁和等处的盐务。其弟吴养泽不甘心这些黄山山场地让吴养春一人独占，因此对簿公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骆骎曾以吴家隐报黄山官税为由，拟将黄山山场地的一半没收入官，但上奏皇帝的题本一直留中未发，给此案反复留下隐患。不久，吴养泽去世，家仆吴荣起了黑心，不仅私吞了主人家产，还霸占主人妾室。

  对于恪守伦理规序的徽州宗族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给吴氏宗族带来奇耻大辱。吴养春便告到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然而，吴荣贿赂衙役，获释出狱，并潜逃于外。倪元珙的《黄山大案奏疏》这样记载：“逆仆吴荣系养春胞弟养泽所自幼扶养，养泽死，而吞主财，烝主妾，业置大辟，旋幸脱网，竟入权之门，首发养春欺隐黄山旧案。”说明是吴荣因“吞主财，烝主妾”怕受宗族惩罚而投靠阉党来诬告陷害吴养春的。

  导致冤案发生第二个直接原因便是与族人吴孔嘉的恩怨。在吴氏宗族议事的一次聚会上，吴孔嘉的父亲与吴养春意见不合，“众辱之，文石之父因郁郁死”。清学士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十四之《芦城评话叙录》这样记载：“孔嘉父以弱病死。”不过，《图书集成·明伦篇·奴婢部》有不同的记述：“编修吴孔嘉之父，养春族兄弟也，为养春理家政，有所欺隐，养春怒，掷砚击之，中额死。已孔嘉会试入都，（许）荣代为营得及第，两人随谋复仇，诬养春世据黄山。”这就为吴孔嘉父之死留下悬疑，也为后来逆仆吴荣挑唆留下口实。

  成年后，一直受吴养春接济的吴孔嘉并不感恩，在寄居黄山祥符寺发愤攻读6年间竟在账上写满了“死”字，渲泄内心的仇恨。《明史·魏忠贤传》云：“编修吴孔嘉与亲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由此可见，“黄山大狱”冤案的发生，奴仆吴荣和翰林编修吴孔嘉成为了两个主要角色。

  天启五年(1625年)，吴孔嘉金榜题名，举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即参与编修《三朝要典》，由此追随魏忠贤，拜其为义父。

  就在吴孔嘉金榜题名之时，烧毁近30年的三殿重建工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九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提议采取黄山木材，供殿工使用。吴养春听说这个消息唯恐危及自家木业而忐忑不安，吩咐家人吴文节持亲笔书信一封，赶赴京师疏通关节。吴文节带着3万银两与吴君实、吴蹇叔、程梦庚、许应章、许应荐、茅培等到京城四处打点。程梦庚是监生，在京师熟人较多，竟通融到内阁首辅冯铨府中。

  其间，吴文节拜访吴孔嘉时遇见逃匿在此的吴荣，震怒之下要擒拿吴荣见官，但碍于吴孔嘉情面作罢。惊恐不已的吴荣当晚便编造出吴养春“谋害”吴孔嘉父亲谎言，激起吴孔嘉埋藏心底的旧恨。翌日，吴孔嘉诉求魏忠贤，恳请其为己作主。此正中魏忠贤下怀，正如程演生在《黄山天启大狱记》中认为的那样，吴养春“耀富贪贵.罔识知止周施之戒。其魏忠贤所注目，殆不可矣”。跋扈横行的魏忠贤早就垂涎于徽州巨商的财富，伺机寻找机会，当黄山旧案一提，自然欲穷治其狱，乘机搜括。

  构陷冤案

  闰六月初一日，魏忠贤具疏题奏，捏造了吴养春霸占林地、违背圣旨、盗卖木植并私设书院“巧立名色”，“招聚朋党”，谋死亲弟及子嗣，“希图鲸吞”家财。熹宗皇帝闻报大怒，御批传旨：“君抗旨，久霸山场，……其未获吴养春、吴用誉、吴邦宰、汪时胤、吴继序、吴逢元、方中凡、吴继武，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与同抚按提擎，扭解来京，一并究问。所有卖木赃银数多，并著抚按严拿家属，经官人等监候，追赃解进，以助大工。”（温体仁《熹宗实录》）

  吴养春自知凶多吉少，为活命设法疏通，“卖数万金随（锦衣卫千户）王蒞民至田尔耕家，张筵剧谈，意以续命之膏，望生全之路”。（《岩镇志草》）

  但面对魏忠贤党羽“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外有赃银六十余万两”的巨额敲诈，区区数万金根本难入掌管锦衣卫的左都督、魏忠贤义子田尔耕眼中，吴养春一行八人锒铛入狱，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毙命于诏狱，消息传到徽州，吴养春母、妻、女相继自杀身亡。最终，吴养春“赀尽而命亦尽，人亡而家愈破”。

  官逼民反

  吴养春家破人亡后，魏忠贤党羽吕下问等至徽州“追赃”，其株累勒索，苛刑催逼，祸害无辜，“买产、买木，搜通邑殷实之户，而毒刑之。且三十万之外，又增二万余两，民力愈不能堪”（《岩镇志草》）。徽州知府石万程因不愿助纣为虐又愧疚无法担当护民之责，自劾求罢，在候旨不下情形下，毅然辞官带发出家。

  强行摊卖吴养春黄山地亩中，一位名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价值一万余两白银的山地，无力承购，被迫逃亡。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三十日，钦差捕快及两名捕丁前往吴献吉在岩寺一亲戚家“追赃”，不巧家中无人，便破门而入邻居家敲诈，邻家妇人惊呼救命。来自歙县、岩寺万余民众闻讯赶来，愤怒不已的民众将私闯独居妇人家施暴的两名捕丁“就地争击而死，即毁其尸”，“乡城之人，无不切齿部差者，乘机而起，大书‘杀部安民’四字，遍布通衢”。

  翌日，县令倪元珙手持传单去谒见吕下问，请求“可悯众怒难犯，宜思善策以弥变”。吕不听劝告。终于，官逼民反，三月初一日，义愤填膺的民众冲入吕下问公署，吕吓得“仓惶破后壁宵遁。其妻女及家人二十二口，由短垣逾避同知署内”，愤怒的民众“毁门火其宫”。最后，歙县县令倪元珙“徒步，挥涕慰谕”，平息了这场风波。“徽州民变”后，魏忠贤不得不将吕免职。

  鸣冤昭雪

  直到崇祯皇帝登基惩治阉党，此案才发生戏剧性变化。当年安抚百姓与钦差周旋的歙县县令倪元珙擢升广西道御史后，便“首疏痛陈黄山一案颠末，请尽悬赃，徽祸乃解”，黄山大狱的“木植冤案”终得昭雪。构陷“黄山大狱”冤案有关阉党爪牙都得到应有下场。“吴荣罪在无赦”，名列阉党“五彪”的许显纯、田尔耕处以大辟，“十孩儿”之一的李鲁生戍边，许志吉“谄附拥戴，矫旨派赃，附逆流毒，黄山一案，重辟何辞”。吴养春等家族被非法罚没的财产予以返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冤案中，不乏有抚恤民众、办事公允的清官。徽州知府石万程为黄山事，不愿同流合污、枉法害民，竟弃官削发而去，遭受魏忠贤之流的吏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终被“著削籍为民，当差追夺诰命，永不叙用”（《熹宗实录》）。直到崇祯年，石万程才官复原职，任常州知府。歙州县令倪元珙对后派钦使许志吉巧取豪夺的纳贿作奸行为进行规劝，“不为礼据法争之，志吉恚甚”（徐致靖《上虞县志校续》），倪元珙因此被罢官。

  纵观这起明末天启年间“黄山大狱”冤案，尽管徽商凭借勤劳智慧和诚信重义行走商场，称雄商界三百年，但也无法摆脱封建专制的政治势力左右着徽商兴衰枯荣的命运，徽商在官吏衙门巧取豪夺、盘剥勒索中艰难求生。吴孔嘉既与吴养春同村同宗，又是明熹宗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进士第三人。按理说，吴氏宗族中，吴孔嘉属于光宗耀祖“党族之望”，不仅著书众多，且曾作词“堪与菊英称晚节，爱他含雨拒清霜”以明志。然而，狭隘自私的复仇心理导致他终于与魏党沆瀣一气，残害同宗，留下千古骂名。

  程演生在《天启黄山大狱记》写道：“盖此案所牵涉者大都徽歙之巨族，若吴，若程，若许，设稍著迹象，则各族各支相仇相隙不可解矣。”“黄山大狱”案不仅揭示出了徽州社会宗族之间有明争暗斗的现象，也暴露出了徽州社会宗族治理中民间调解和宗族内和解机制弱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