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律的“矜老恤幼”思想

 在唐代，随着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逐步深入，“矜老恤幼”的恤刑原则慢慢趋于完善和成熟。它高度契合儒家思想以民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可以帮助统治者树立“仁政爱民”的良好形象，有利于感化和改造罪犯、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对于缓解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

  唐代律法根据个人认知能力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再到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发展过程，将老幼犯罪者划分为七十岁至八十岁、十岁至十五岁者，八十岁至九十岁、七岁至十岁者，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者三个年龄段，各个年龄阶段的刑事责任能力大致如下。

  一是减轻刑事责任时期。七十岁至八十岁、十岁至十五岁年龄阶段的人，如若所犯之罪为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将他们予以“收赎”处置，也就是可以以钱抵罪。对“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即使不能对这些人施以“收赎”的处罚，也可以令他们“免居作”，也就是可以免予服劳役的惩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唐代统治者考虑到年高七十岁以上的老者，已是血气衰微，而年龄未满十五岁的人尚且幼弱，这两类人都难以承受刑罚之痛，因而在刑罚方面对这两类人予以了宽仁矜恤的待遇。

  二是相对刑事责任时期。八十岁至九十岁、七岁至十岁年龄阶段的人，唐律规定他们只对“故意杀人、谋反、谋大逆”承担刑事责任，犯其他罪行概不追究。这与当代刑法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者，只对“故意杀人”等严重罪行负刑事责任，有相通之处。处罚相对负刑事责任的人，要比一般案件的程序更为慎重复杂，必须经过“上请”，要皇帝亲自裁决。

  三是无刑事责任时期。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年龄阶段的人，根据唐律规定可以不负刑事责任，即便是犯下死罪，也不对其施以刑罚。

  此外，对于身体或智力有残疾的人，唐律根据病残程度分为废疾和笃疾两种情况。笃疾是指身体机能或精神受到重大不治的伤害，比废疾更为严重。废疾对应减轻刑事责任的规定，笃疾对应相对刑事责任的规定。

  唐律还有“存留养亲”制度，即死刑犯所犯之罪若非“十恶”中的一种，且其家中父母年老又无其他成年男丁赡养的，可以报请朝廷归家尽孝亲之责，以示宽宥。唐律当中还有类似于现代刑法“从轻”理念的条款，比如《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三条规定：“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

  唐律对待特殊人群的宽仁矜恤，与特殊人群的心理、生理、智力发育程度是相符合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整体体现了唐代“用刑持平”的法制精神，值得肯定。与之前的朝代相比而言，唐律的恤刑制度更加丰富细致，规定也更为具体，更加宽仁，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到了宋代，统治者开始扩大恤刑原则的适用领域，由单纯的减免刑罚逐渐向刑狱领域扩展，开始注重罪犯的牢狱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服刑者的尊严。比如，会根据气温变化，为囚犯提供相应的衣物；到了天黑还提供灯油照明；如果囚犯生病了，监狱有专门的医生给予医治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囚犯的生存条件，是恤刑原则的一大发展。

  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程朱理学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影响不断扩大，统治者们逐步接受以德礼为治国之本的政治主张，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法制建设。宋朝的刑事政策虽然主要从唐朝而来，但随着宋朝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刑罚原则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恤刑慎杀思想，其特点为“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统治者一方面倡导“重典”，要求立法要严，行刑要重；另一方面，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他们又认为要宽仁。至南宋孝宗时，则明确要求法太重而难必行，要求法贵乎得中。

  两宋时期，由于复杂的内外形势导致犯罪日益增多，统治者不得不经常采用“恩宥”的手段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宋代的恩宥之制有大赦、曲赦和德音三种：大赦一般在皇帝即位、改元立储等重要的国家礼仪活动时颁布，赦免程度最高、力度最大，除了明令禁止不得赦免的罪名外，其余死罪以下的罪名都可以赦免。曲赦和大赦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地区，大赦是全国通用，而曲赦只有部分州以上的行政区域能够适用。德音介于大赦与曲赦两者之间，论赦免程度不如大赦，但通用全国又比曲赦适用范围广，发挥了很好的机动调节作用。

  明代的恤刑原则基本上延续了宋朝传统，在曲折中发展。清朝的恤刑原则在前朝基础上加强了对妇女犯罪的适用。清律规定妇女犯被判处除死刑之外其他罪的，审判官员提审后不得对其进行关押和拘禁，应交由其亲属带回家中，等朝廷审判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处罚。

  总的来讲，恤刑原则从萌芽到建立，再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是封建统治者“慎刑”和“恤狱”思想的体现，也是我国古代刑罚思想逐渐儒家化的历史过程。虽然统治者采用恤刑的根本出发点并非以人为本，但从实际效果来讲，恤刑原则不仅能够有效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治理，稳定社会秩序，而且使得我国刑法制度摆脱了原始形态，由野蛮残酷走上相对人道文明的道路。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