鹌鹑狱

       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暱，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

  解析：“慎刑”与“防弊”的司法监督制约机制

  “王安石误判斗鹑杀人”这一案例因主角是王安石而颇为知名，《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王安石本传均有记载，后世更给了此案一个专有名称——“鹌鹑狱”。本案的争论焦点是少年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王安石认为少年的行为是“捕盗”因而构成正当防卫，罪不至死，而开封府、审刑院、大理寺对此都持否定态度。这一案例在相关部门之间产生了巨大争议，为我们窥视宋代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

  宋代司法机构有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司法机构之分。在上述案例的简短记载中，宋代主要的中央司法机关几乎都出场了。开封府，不仅有权审理首都地区的案件，而且可以直接受理皇帝指定管辖的案件而不用受刑部、御史台的复核或监察。大理寺，负责审理地方司法机关上奏的案件，是“上诉审法院”。审刑院，是宋代特有的司法机关，宋太宗时设立，“上诉”案件虽然由大理寺负责审理，可是审理结果必须通过审刑院复核。

  之所以设置如此复杂的司法机构，源于宋人的“慎刑”思想，即减少或者不产生冤错案。而要实现“慎刑”的目的，则必须构建一套权力制约机制，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是有宋一代政治制度设立的基本原则：必须分散司法事权，实现司法权内部的制衡，防止任何一个司法机关因权力过大而恣意妄为。

  本案例中，开封府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提出“上诉”，经大理寺、审刑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王安石有什么权力驳回开封府的判决呢？这就引出宋代又一独特的司法监督机关：纠察在京刑狱司。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真宗时“置纠察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时以报；若理有未尽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详正而驳奏之。凡大辟，皆录问”。简而言之，对所有在京司法机关，不论地方机关如开封府，还是中央机关如大理寺，纠察在京刑狱司均有监督之权。它不仅有权被动核查司法机关按时汇报的徒刑以上案件，还有权主动监督；不仅有权平反冤错案，还有权纠举司法官吏的不法行为；不仅有权监督案件，还有权审理案件。所谓的纠察官“以两制以上充”即唐、宋两代，翰林学士加知制诰称“内制”，中书舍人加知制诰称“外制”，合称“两制”。而此时的王安石，官职正是“直集贤院，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御史台，既是监察机关，也是重要的司法机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五》记载：“事之最难者莫如疑狱。夫以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因此，御史台作为司法机关负责对疑难案件的审判；同时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有权对官吏违法渎职案件进行调查。王安石错判“鹌鹑狱”的责任被皇帝赦免，却拒不谢罪的行为，正是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肃正纲纪”的对象。所以，御史台对王安石启动弹劾，导致王安石的离职。

  权力与监督相辅相成，权力越大越需要监督制约。监督能够防止权力滥用，而制约则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司法活动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权必须在监督制约下运行。通过“鹌鹑狱”这一典型案例不难看出，早在宋代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司法权监督制约机制，其中既有对案件审判的监督制约，也包括对司法官员权力运用的监督制约，并且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